持股平台合伙人退股纠纷（一）：股权回购请求权的行使期限与法律性质——以大法院2019다271661判决为核心

引言

在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中，持股平台（지주회사/투자조합）作为整合核心团队利益、实施股权激励或进行合资投资的重要载体，已被广泛应用。然而，“同富贵易，共患难难”，当合伙人因理念不合、利益分配不均或个人发展原因决意退股时，往往会引发激烈的法律冲突。在众多退股纠纷中，股权回购（주식매수청구권，即Put Option）无疑是最核心、最敏感的退出路径。当退股条件触发时，退股合伙人是否有权强制要求公司或其他大股东回购其股权？这种回购请求权到底能在多长时间内行使？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行使期限，这把悬在公司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永远存在？

韩国大法院在2022年7月14日作出的“2019다271661”号判决（损害赔偿等），对投资协议中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律性质及行使期限给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判标准。该判决明确指出，未约定行使期限的股权回购请求权适用《商法》上的5年除斥期间。本文将以该判决为核心，深度剖析持股平台合伙人退股时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为企业防范和应对退股纠纷提供实务指引。

一、股权回购请求权（Put Option）的商业逻辑与法律定性

1. 持股平台中的“退出机制”刚需

持股平台通常具有极强的人合性（인적 결합성），其存在的基石是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共同目标。然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或持股平台的合伙份额）缺乏公开的交易市场，流动性极差。如果一名合伙人决意退出，而其他合伙人又拒绝收购其股权，该合伙人将陷入“退无可退”的僵局。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在设立持股平台或签署《股东间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 SHA）时，各方通常会预先设定股权回购条款（Put Option）。即当触发特定条件（如合伙人离职、公司发生重大违约、未能如期上市等）时，退股合伙人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以约定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2. 法律定性：形成权（형성권）的威力

在韩国公司法实务中，关于股权回购请求权的法律性质曾存在争议。大法院在“2019다271661”判决中一锤定音，明确界定：在投资相关合同中，如果约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请求买入其持有的股票时，即成立关于该股票的买卖合同，那么这种股权回购请求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形成权”（형성권）。

“形成权”的威力在于其单方性。这意味着，只要退股合伙人发出了要求回购的有效通知，无需对方（公司或大股东）的同意或承诺，双方之间就自动依法成立了股权买卖合同。对方唯一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的价格支付回购款。如果对方拒绝支付，退股合伙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要求履行买卖合同（支付价款）的诉讼。这种强大的单方强制力，使得股权回购条款成为退股合伙人手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二、大法院2019다271661判决：未定期限的回购权能存活多久？

1. 案情回放：沉睡多年的回购请求权

本案的原告（某投资组合/持股平台）出于投资目的，与目标公司及其大股东（被告）签署了《可转换债券认购协议》，并最终通过行使转换权获得了目标公司的股权。在签署认购协议时，双方达成了一项类似于股东间协议的附属约定：如果目标公司违反了协议中的特定核心义务，原告有权要求大股东（被告）回购原告持有的股票。

后来，目标公司确实发生了违约行为，触发了回购条件。然而，原告并没有立即行使回购权，而是在违约行为发生5年之后、10年之内（在原审诉讼进行期间），才正式向被告发出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的通知。被告则抗辩称，原告的回购请求权已经因超过了法定的行使期限而消灭。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股权回购请求权行使期限的情况下，这个形成权到底能存活多久？是适用普通民事债权的10年时效，还是适用《商法》的5年时效？抑或是受其他期限规则的限制？

2. 大法院的裁判逻辑：类推适用《商法》的5年除斥期间

韩国大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诉求，判决其回购请求权已经消灭。大法院的裁判逻辑层层递进，构建了关于回购请求权期限的完整法理框架：

首先，大法院重申了形成权的期限规则。根据韩国法律，形成权的行使期限属于“除斥期间”（제척기간，类似于中国法上的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断和中止）。如果合同约定了期限，则在该期限内不行使即消灭；如果合同未约定期限，则应根据合同的性质、赋予该权利的动机和目的等因素综合判断。

其次，大法院深入分析了投资协议中回购请求权的商业本质。大法院指出，在商事投资合同（特别是股东间协议）中，当义务人违约时，要求其强制履行或证明损害赔偿数额往往极其困难。赋予投资者回购请求权，是为了让投资者能够通过收取预先约定的买卖代金，迅速、简便地收回投资本金或实现收益。这种权利与当事人追求的商业目的密切相关，且其行使所产生的买卖合同本身也属于“商行为”。

基于上述商事属性，大法院最终得出结论：对于未约定期限的股权回购请求权，应当类推适用韩国《商法》第64条关于“商事消灭时效”的规定，即其除斥期间为5年。一旦超过5年未行使，该回购请求权即归于消灭。

3. 期限的起算点：违约发生之时

确定了5年的期限后，大法院进一步明确了该期限的起算点。大法院裁定，除非合同另有特别约定，该5年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应当是“目标公司等发生义务违约之时”（即回购条件触发之时）。如果允许从更晚的时间点起算，将导致投资者可以在违约发生很久之后才突然行使权利，这不仅违背了除斥期间促使法律关系尽早确定的制度初衷，也会使被请求方长期处于极其不稳定的法律风险之中。

三、大法院判决对持股平台退股纠纷的深远影响

大法院的这一判决，为持股平台中经常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退股纠纷划定了清晰的法律边界，对合伙人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对退股合伙人（权利人）的警示：权利睡眠者不受保护

在实务中，很多合伙人在产生退股意向或发现公司违约后，往往出于“顾及情面”、“观望公司发展前景”或“等待公司资金充裕”等原因，迟迟不正式发出书面的回购通知。大法院的判决无情地打破了这种拖延战术。一旦触发回购条件，5年的倒计时沙漏便开始滴答作响。这5年是绝对的除斥期间，任何口头交涉、发律师函甚至提起其他无关的诉讼，都不能中断这一期限的流逝。如果退股合伙人在这5年内未能向对方送达明确的行使回购权的通知，其手中最具威力的退出武器将彻底变成废纸。

2. 对持股平台及大股东（义务人）的保护：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对于面临被要求回购股权的持股平台或大股东而言，这一判决提供了强有力的防御盾牌。在过去，如果合同未约定期限，大股东往往担心退股合伙人会在公司即将上市或被高价并购的前夕，突然跳出来行使回购权，索要巨额回购款，从而破坏公司的资本运作。现在，大股东可以依据5年除斥期间的规则，对那些陈年旧账予以坚决的反击，有效维护了公司股权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安定性。

四、实务应对策略：如何完善股权回购条款？

大法院的判决虽然填补了法律空白，但也暴露出合同起草阶段的疏漏。为了从根本上预防退股时的回购纠纷，企业在起草《股东间协议》（SHA）或持股平台合伙协议时，必须对回购条款进行精密的设计。

1. 明确界定回购触发条件

回购条件的触发是期限起算的起点。实务中，触发条件不应使用模糊的表述（如“严重违反公司利益”、“无法继续合作”），而应当采用可客观衡量的硬性指标。例如：合伙人主动辞职、因严重违纪被解雇、公司连续三年未能实现约定的净利润目标、公司在约定日期前未能提交IPO申请等。清晰的触发条件能够避免双方在“是否已经违约”这一前置问题上陷入无休止的诉讼泥潭。

2. 强制设定极短的行使期限（行权窗口期）

虽然大法院确立了5年的兜底期限，但在商业实务中，5年依然太长。长达5年的不确定性会严重阻碍持股平台的后续融资和运营。因此，在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一个极短的“行权窗口期”。例如，可以约定：“自触发事件发生之日起的60日内，退股合伙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发出回购通知；逾期未发出的，视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股权回购请求权。”通过合同约定排除5年法定期间的适用，将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

3. 精细化设计回购价格的计算机制

回购价格往往是退股纠纷中矛盾最激烈的焦点。合同中必须明确不同退出原因下的价格计算公式。对于“善意退出”（Good Leaver，如因病退休），可以约定按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或公允估值进行回购；对于“恶意退出”（Bad Leaver，如严重违纪、违反竞业禁止离职），则应当约定惩罚性的回购价格（如按原始出资本金或净资产的50%孰低者回购）。同时，为了防止双方对估值产生分歧，应当预先指定一家双方认可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估值争议的最终裁决者。

4. 预设分期支付与资金来源条款

即便退股合伙人成功行使了回购权，如果公司或大股东拿不出巨额现金，判决也只是一纸空文。为了兼顾退股合伙人的利益和公司的现金流安全，合同中应当预设“分期支付机制”。例如约定，回购款可分三年支付，首期支付30%。此外，如果是要求公司进行回购（即定向减资），还必须遵守韩国《商法》关于“可分配利润”（배당가능이익）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公司没有可分配利润，回购将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而归于无效。因此，合同中通常需要设置“连带回购义务”，即当公司依法无法回购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必须承担连带的回购义务。

五、大股东“拖延战术”的法律反制与诉讼策略

在实务中，即使退股合伙人在5年除斥期间内发出了回购通知，大股东或持股平台往往也会采取各种“拖延战术”，如拒绝承认违约事实、对估值报告提出异议、或者声称公司目前没有足够的可分配利润进行回购。面对这些阻力，退股合伙人必须在诉讼策略上进行精密的布局，以确保回购请求权不仅能“行使”，更能“变现”。

首先，关于违约事实的确认。如果回购条件是“公司未能如期上市”等客观事实，举证相对容易；但如果是“大股东严重违反公司利益”，则需要退股合伙人在发出回购通知前，就通过查阅公司账簿、申请法院进行证据保全等方式，搜集大股东挪用资金或关联交易的铁证。其次，针对估值争议，如果《股东间协议》中预先指定了估值机构，退股合伙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机构的估值结果；如果未指定，则应在诉讼中尽早向法院申请指定独立的鉴定人进行司法评估。最后，针对资金支付障碍，如果大股东以公司缺乏“可分配利润”为由拒绝回购，退股合伙人应在诉讼请求中，将大股东作为共同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的回购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同时申请对大股东的个人财产（如房产、其他公司股权）进行预先查封（가압류），从而切断其转移资产的后路，迫使其主动寻求和解。

六、韩国《商法》视域下的回购请求权特殊限制

在行使股权回购请求权时，退股合伙人还必须高度警惕韩国《商法》中关于公司取得自己股份（자기주식 취득）的强制性限制。韩国《商法》第341条规定，原则上公司只能在其“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内取得自己的股份。这一规定的立法初衷是为了维持公司的资本充实，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这意味着，如果退股合伙人要求公司（持股平台本身）回购其股权，而此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没有任何可分配利润，那么即使回购条件已经触发，即使在5年除斥期间内发出了通知，该回购行为在法律上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为了规避这一致命的法律障碍，中国企业在设计持股平台架构时，通常需要采取以下两种替代方案：一是定向减资（유상감자）。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直接注销退股合伙人的股份并向其返还出资。但减资程序繁琐，且需要债权人保护程序。二是大股东受让（대주주 매수）。这是实务中最稳妥的做法，即在《股东间协议》中明确约定，回购的第一义务人是持股平台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个人，而非公司本身。由于大股东使用个人资金购买股权不涉及公司资本充实原则，因此完全不受“可分配利润”的限制，能够确保退股合伙人在任何财务状况下都能顺利套现退出。

结语

持股平台合伙人的退股，往往伴随着情感的破裂与利益的剧烈重组。韩国大法院2019다271661判决通过确立股权回购请求权的形成权性质及5年除斥期间规则，为这种剧烈的重组划定了清晰的法律时空边界。对于志在深耕韩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及其合伙人而言，这一判决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在商场上，权利的行使容不得半点迟疑与温情。只有在合作之初就通过严密的《股东间协议》锁定回购的条件、期限与价格，并在纠纷初露端倪时果断、精准地行使权利，才能在退股的风暴中最大程度地保全自身的商业利益，实现体面而安全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