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驰名材料如何转化为韩国知名度证据

问题场景

在经济全球化与跨境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开始布局海外市场，其中邻近的韩国市场由于地理毗邻、文化交融及庞大的消费潜力，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出海的首选区域之一。然而，随着中国品牌在韩国商标注册、异议答辩、无效宣告以及侵权诉讼等法律程序中的日益活跃，如何证明自身商标在韩国市场或相关公众中享有知名度，构成了摆在权利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在许多涉韩商标争议中，部分中国企业往往由于前期在韩国本土的直接商业使用证据尚不充分，或者相关市场开拓时间较短，难以直接达到韩国商标法及审查标准所要求的“在韩国相关公众中广为人知”的法定门槛。因此，如何将品牌在中国境内长期积累的庞大知名度、广泛宣传记录以及官方保护事实作为突破口，寻找一条合法、合规的证据转化路径，便成为了跨境知识产权实务中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

在缺乏直接的韩国本土消费者认知调查或长期大规模当地广告投放证据的情况下，某品牌权利人在面对韩国竞争对手的抢注或异议时，急需寻找能够证明其品牌商业价值与历史积淀的权威支撑材料。然而，由于中韩两国的法律体系、地域管辖权以及商标审查标准的独立性，中国企业在境内形成的各类荣誉、销售数据、广告投入及行政司法保护记录，能否直接跨越国界、被韩国特许厅（KIPO）、特许审判院或韩国法院所接纳，并自动转化为证明韩国相关公众认知的有效证据？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企业在韩国的维权成败，更直接影响到跨境知识产权战略的科学性与合规性。

正是在此现实诉求与法律界限的碰撞中，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商标法中关于境内驰名情况确认的最新制度，并将其合理转化为韩国程序中的官方事实材料与证据链组成部分，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权利人如果盲目夸大中国境内材料的域外效力，认为只要取得中国的驰名认定便可在韩国自动获得垄断保护或阻却抢注，往往会在韩国的严格审查与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抗辩面前遭遇挫折。相反，若能深入剖析证据转化的法定边界，厘清时间截点、证据来源、翻译说明、证明对象与韩国市场连接的内在逻辑，则可以为涉韩商标争议提供坚实的证据支持与合规保障。

核心裁判规则

要准确把握中国境内驰名材料向韩国知名度证据的转化路径，首先必须厘清中韩两国商标法在驰名/著名商标保护上的法定坐标与证据逻辑差异。根据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该项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制度，旨在为中国品牌开展境外维权和确权提供官方的事实证明工具。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该项确认的事实范围严格限定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情况，其本质是对境内客观事实的确认，绝不等于对世界范围内或韩国境内的驰名状态作出宣告，更不具备对韩国主管机关或法院的自动拘束力。

与此相对，韩国商标法及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在处理涉及外国著名或驰名商标的保护时，始终坚持“属地管辖”与“韩国相关公众认知”的核心原则。根据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有关外国著名商标保护的制度说明以及韩国大法院的相关裁判确立的规则，韩国机关在审查是否构成著名商标、是否导致来源混淆或识别力淡化时，审查的焦点完全在于该标志是否在“韩国国内”的一般消费者或交易者中广为人知，或者是否通过进口、网络传播、跨境旅游、媒体辐射等客观事实在韩国市场建立了实质性的认知基础。外国的官方证明文件、行政认定或司法文书，在韩国法律程序中并不自动具备既判力，亦不能替代韩国市场交易现实的独立调查与审查。

因此，核心裁判规则可以概括为：中国境内的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及其底层材料，在韩国商标注册审查、异议、无效或诉讼程序中，其法律属性仅属于待质证的“外国官方事实材料”或“跨境证据链的组成部分”。它们不能直接决定韩国特许厅或法院的实体裁决结果，必须经过严格的翻译、公证、说明以及与韩国市场连接的实质性举证，由韩国机关结合韩国商标法及个案要素进行独立评判。任何试图将中国确认意见直接等同于“韩国自动胜诉”或“跨境效力延伸”的做法，均违背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属地原则与证据法则。

争点拆解

在将中国境内驰名材料转化为韩国相关公众知名度证据的具体实务中，由于中韩法律环境的差异与证据规则的衔接要求，往往会集中爆发多个层面的法律争点。对这些争点进行系统拆解，是确保证据链合规、有效的前提。

第一个争点是时间截点的对应性与逻辑衔接。商标的知名度认定具有鲜明的时间动态特征。中国第69条确认意见所记载的驰名事实时间区间，与韩国商标申请日、异议提起日、无效宣告申请日等关键法律时点之间，必须保持严密的逻辑对应关系。如果中国材料集中体现的是确认意见作出前数年或近期的境内知名度，而争议的韩国商标申请日在较早的时间节点，或者两者的知名度高点存在明显的时间断层，则该等中国境内材料在韩国程序中便难以直接证明在韩国关键时点的知名状态。权利人必须对证据链的时间轴进行精确梳理，剔除时间错位的不合理部分。

第二个争点是证据来源的原始性与可核验性。中国境内驰名材料的证明力，高度依赖于其底层证据（如审计报告、主流媒体公开报道、行业协会证明、大规模销售发票、展会合同等）的真实性与原始性。在韩国程序中，对方当事人往往会对外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提出质疑。如果中国境内材料缺乏可核验的公开出处，或者核心发票、合同等属于无法在韩国进行第三方交叉验证的内部单据，其证明力将会大打折扣。因此，证据来源必须具备高度的公开性、权威性与可查证性。

第三个争点是翻译说明与法定质证的程序合规。所有自中国境内提交的确认意见及其底层证据，均需经由合资格的专业法律翻译机构转化为符合韩国特许厅或法院要求的韩文文本，并附带必要的专业说明文件。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涉及文字的转换，更涉及商标法专业术语（如“相关公众”、“识别力”、“混淆误认”等）在两国法律语境中的精准对应。同时，这些材料进入韩国程序后，必须经过法定的质证程序，接受对方当事人的抗辩与韩国审查官、法官的严格质询。

第四个争点是营销和使用事实的证明对象转化。中国境内的大量营销活动、广告投放和销售事实，其直接发生的空间是在中国内地。如何将这些境内的使用事实证明对象，科学地转化为对韩国市场产生外溢效应的间接证据？例如，通过展示中国境内特定营销活动在韩国主流社交媒体、中文旅游导购平台、跨境电商网站上的传播轨迹，或者证明中国境内庞大的赴华韩籍游客、商务代表对该品牌的实际接触与消费，从而建立起从中国境内使用事实到韩国相关公众认知之间的逻辑桥梁。

第五个争点是韩国市场连接的实质要素构建。单纯证明在中国境内驰名是远远不够的，韩国机关最终审查的是韩国相关公众的认知。因此，争点的核心在于能否通过跨境物流数据、赴韩游客反馈、韩国本地网络搜索热度、平行进口记录或与韩国企业的贸易往来等事实，证明中国品牌的知名度已经穿透国境，对韩国国内的消费者或相关交易者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缺乏这一层韩国市场连接，再庞大的中国境内材料也无法自动转化为韩国法律意义上的著名商标证据。

为了直观展现中国境内驰名材料与韩国相关公众知名度证据在法理与实务要求上的维系与区别，下表进行了系统对比：

中国法路径

从中国国内法的规范体系来看，对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商标案件中所需证明的境内驰名情况进行确认，是202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重要制度创新。根据该法第六十三条与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有权在当事人请求下，依法对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情况作出事实确认。

在法条适用路径上，第六十三条明确了驰名商标认定与确认所应当综合考虑的法定因素，包括：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方式和地域范围、该商标受法律保护的记录以及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境内驰名确认意见的核心事实支撑。而第六十九条则进一步打破了行政认定的地域封闭性，明确允许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因需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而依当事人请求作出驰名情况确认。这一制度顺应了中国品牌大规模“走出去”的时代需求，为境外维权主体提供了官方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事实证明材料。

然而，必须从法理上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法的确认路径与境外程序的采纳路径之间存在着清晰的权力边界。第一，第69条确认意见的事实范围严格且唯一地锚定于“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认知情况，它不具备、也不可能对外国市场上的知名度进行直接裁定。第二，该确认意见在性质上属于官方出具的事实确认文书，而非全球通行的驰名商标证书。第三，根据国际条约与国家主权原则，中国商标主管机关作出的境内驰名确认意见，对韩国特许厅、特许审判院、特许法院或韩国大法院不产生自动的、强制性的法律拘束力。中国法路径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境外维权提供源头事实背书，而非替代境外主管机关的实体审查与裁量权。

韩国法路径

在韩国商标法及其实践中，保护外国著名或驰名商标的法律基础主要依托于韩国商标法相关条款以及《巴黎公约》第6bis条等国际规则。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及韩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商标的异议、无效或侵权案件时，始终坚持以韩国国内相关公众的实际认知为核心判断基准。

为了深入理解韩国机关的裁判逻辑与相邻规则，可以参考韩国大法院2013후1207号案。该案在真实审理中围绕标志的先使用与知名程度展开，大法院指出，判断某一标志是否在韩国国内达到著名程度，应当综合考量其在韩国国内的使用、供应、营业活动的时间、方法、形态以及交易范围，并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现实或社会通念进行客观判断。虽然该案的真实案由涉及特定文化标志/服务标志的注册无效争议，并非直接针对中国第69条确认意见，但其确立的“立足于本土交易现实与客观使用形态”的裁判规则，对所有试图在韩国主张知名度的境外权利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提示：无论境外材料如何丰富，最终必须在韩国市场或对韩国相关公众产生可感知的接触轨迹。

另一个重要的相邻规则体现在韩国特许法院2018허2533号案中。该案真实审理聚焦于知名电影标题、玩具及相关商品的注册无效与混淆争议，特许法院详细审查了相关品牌在韩国一般公众中的知名度、媒体作品的传播、商品许可的交易现实、销售及广告材料的证明效力，并深入阐述了不同商品之间产生来源混淆的可能性判断标准。通过该案可以看出，韩国法院在评估外国品牌知名度时，高度重视多维度证据的交叉印证，包括当地的媒体曝光、许可授权事实以及消费者接触渠道。中国企业提交的材料如果仅停留于单维度的国内数据，而缺乏与韩国本地媒体、许可、跨境销售或消费者接触的有机结合，将很难在韩国特许法院的审理中完全满足举证标准。

由此可见，韩国法路径的核心在于“韩国相关公众”的本土化验证。中国境内驰名材料若要发挥作用，必须经由严密的证据转化，向韩国机关证明其不仅在中国境内驰名，而且通过跨境传播和经贸纽带，已经对韩国本地的相关公众构成了实质性的知名辐射。

证据与履约留痕

在涉韩商标争议实务中，如何将中国境内的驰名材料转化为韩国证据规则的规范文本，需要构建一套科学严密的“双轨证据矩阵”与履约留痕机制。权利人绝不能简单地将一揽子中文证明文件直接提交给韩国代理人，而必须进行深度的分层梳理与合规改造。

第一层证据轨为中国境内官方确认意见与底层核心凭证。权利人应当依法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取得第六十九条项下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并同步整理好支撑该确认意见的审计报告、国家级行业评优记录、主流媒体长期报道档案、核心商标注册历史及各级行政司法保护裁决。这些材料构成了品牌在中国境内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广泛知晓程度的“事实基石”。

第二层证据轨为跨境辐射与数字营销痕迹的连接证明。针对韩国市场与中国市场地理毗邻、人员往来密切的现实特点，权利人应当系统梳理并保全能够证明中国品牌对韩国产生外溢影响的客观证据。例如：中国境内知名线上电商平台上面向韩国买家的跨境交易记录、物流发货凭证；中国境内大型展会（如进博会、广交会等）上接待韩国采购商、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备案记录；中国主流搜索引擎及社交媒体上来自韩国IP的搜索热度、访问量及讨论数据；以及韩国主流媒体对该中国品牌及其产品的正面报道与评测。这些材料构成了连接中国境内驰名事实与韩国相关公众认知的“关键桥梁”。

第三层证据轨为韩国本土市场的直接或辅助接触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该品牌在韩国本土设立的官方网站访问量、经由韩国本地代理商或经销商开展的合法宣传资料、参加韩国本土行业展会的参展证明、平行进口商品在韩国市场的销售流通记录，以及如有条件所进行的符合韩国诉讼规范的消费者认知调查报告。通过这三层证据的有机融合与相互印证，形成一条逻辑严密、链条完整的证据闭环，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韩国特许厅或法院对“相关公众知名度”的举证要求。

企业预案或处理设计

面对韩国市场的商标布局与潜在争议风险，中国企业不能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应对策略，而必须建立系统化的企业预案与前端处理设计。

首先，某品牌权利人在实施品牌出海战略之初，即应建立“中韩双向商标档案管理系统”。一方面，在国内持续做好商标使用证据的日常归档、发票规范保管、宣传记录留存以及必要时的确权维护，为未来可能启动的第69条确认申请奠定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决定进军韩国市场前，必须由专业的境外代理人团队在韩国进行全面的商标检索与在先权利排查，尽早完成核心及防御类别的本土注册布局，避免陷入“被动抢注再主张驰名”的被动境地。

其次，建立争议应急预案与跨部门协同机制。一旦在韩国特许厅遭遇商标异议、或者在特许审判院面临无效宣告、亦或在韩国法院卷入侵权诉讼，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由国内法律团队负责准备中国境内驰名确认意见及底层证据的公证、认证与法定翻译，同时与韩国当地具有出庭资格的律师或专利代理人无缝对接，确保在韩国严格的法定答辩期限内（通常为数周至数十日不等），将经过合规转化的证据链准确提交至相应的审理机关。

最后，强化代理权限的合规性与期限管理。企业在委托韩国代理人时，必须严格遵守韩国代理程序的授权规范，签署符合要求的委托书，并对案件进展保持全流程的动态监控，坚决杜绝因迟延提交翻译件或错过举证时限而丧失维权机会的法律风险。

合规清单

在将中国境内驰名材料转化为韩国知名度证据的过程中，企业与代理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专业伦理，恪守合规底线。以下列出明确的正面合规要求与负面严禁清单：

1. 正面清单：依法依规申请中国第69条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确保底层证据真实合法、来源可查。
2. 正面清单：聘请具备专业资质的法律翻译机构，对确认意见及所有核心证据进行准确、规范的韩文翻译及专业说明。
3. 正面清单：积极收集跨境电商、物流、游客往来及数字营销等客观材料，建立证明韩国相关公众接触可能的逻辑链条。
4. 正面清单：严格遵守韩国特许厅、特许审判院及韩国法院的法定诉讼时效与程序规则，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举证与质证。
5. 负面清单：严禁伪造、变造任何销售发票、审计报告、合同或行政司法文书。
6. 负面清单：严禁操纵、虚构消费者认知调查数据，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干扰韩国市场调查结果。
7. 负面清单：严禁采用倒签合同、虚假日期标注等方式伪造使用证据的形成时间。
8. 负面清单：严禁将中国的行政确认意见夸大宣传为“韩国自动胜诉文书”或“全球绝对垄断权”，误导公众或合作伙伴。

判例依据与延伸阅读

本文在论述中国境内驰名材料向韩国知名度证据转化及相关规则时，参考并引用了以下官方权威法律文献与相邻裁判规则：

1.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26年修订商标法全文（明确第63条驰名事实因素及第69条境外程序所需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法官方解读（阐述将“认定”修改为“确认”并增设境外程序支持的立法原意）。
3. 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Protection of well-known foreign trademarks（阐述韩国对外国著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及不正当竞争法路径，作为制度背景参考）。
4. 韩国大法院2013후1207号案：大法院裁判摘要（真实案由为特定文化标志/服务标志注册无效争议，作为相邻规则阐述本土交易现实与使用形态判断标准）。
5. 韩国特许法院2018허2533号案：特许法院裁判摘要（真实案由为影视作品、玩具及相关商品注册无效与混淆争议，作为相邻规则阐述知名度、媒体作品与商品许可证据审理标准）。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巴黎公约第6bis条（关于成员国对著名商标的保护义务及属地坐标）。
7. 世界贸易组织（WTO）：TRIPS协定第16条（关于驰名商标认定考量因素及跨类保护原则）。

结语

中国境内驰名确认意见作为2027年新商标法确立的重要程序性工具，为中国品牌开展境外知识产权维权与确权提供了宝贵的官方事实支持。然而，跨境知识产权保护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任何单一国家的行政确认都无法自动替代目标市场的司法审判与实体审查。在将中国境内驰名材料转化为韩国“相关公众”知名度证据的过程中，权利人必须清醒认识到时间截点对应、证据来源原始性、专业翻译说明以及韩国市场连接构建的极端重要性。通过构建科学的双轨证据矩阵、严守法定程序与合规底线，并辅以严密的境外维权预案，中国企业方能在复杂的韩国商标争议中披荆斩棘，实现品牌出海的长期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