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标法第69条第二款如何规制境外商标代理欺诈

问题场景

在经济全球化与品牌国际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境内企业赴海外进行商标布局已成为拓展国际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核心资产的关键举措。然而，由于语言壁垒、法律环境差异、境外商标审查标准及公告程序的复杂性，绝大多数境内委托人必须依赖专业的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来代理境外商标注册申请、异议答辩、续展及后续确权事宜。在此类跨境代理链条中，部分不合规的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违背基本的职业道德与法定诚信义务，采取了多种隐蔽且极具欺骗性的手段侵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某些代理机构在明知境外商标检索存在严重冲突或驳回风险的情况下，向某境内委托人虚构“境外官方关系通畅”、“100%注册成功”等虚假事实，诱骗委托人签订高额代理合同；部分机构甚至伪造境外知识产权主管机关的官方受理通知书、注册证书，或者通过篡改官方收费标准、隐瞒审查意见通知书（OA）、人为制造非正常加速暗示等手段延误法定答辩期限，导致委托人的商标申请被依法驳回或视为放弃。此外，亦有不法从业人员利用委托人对境外法律程序的不熟悉，假冒国家机关或境外官方机构名义发布虚假通告，强迫委托人支付额外的高额“通融费”或“加急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不仅造成了境内委托人重大经济损失与海外市场开拓机遇的丧失，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标代理市场秩序，也对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国际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从法律层面精准规制境外商标代理欺诈行为，构建权责清晰、衔接顺畅的行政监管与法律责任体系，成为当前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核心裁判规则

为了有效打击商标代理行业乱象，特别是针对跨境商标代理中日益频发的欺诈与不规范行为，中国立法机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根据已核验的立法规定，2026年修订的《商标法》已正式公布，并明确规定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在代理人规范体系中作出了多项突破性创设，其中最具针对性的核心条款之一即为第69条第二款。该条款直接将境外商标代理活动纳入法定规制视野，构成了打击跨境商标代理欺诈的直接法源基础。

根据《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69条第二款之规定：“以欺诈等不正当手段为中国境内委托人办理境外商标注册申请或者其他商标事宜，损害委托人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处罚。”这一裁判规则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以往跨境商标代理行为在行政监管和法律责任追究上的模糊地带，明确了以下几个维度的核心裁判基准：第一，规制对象的特定性与涉外性。其规制的主体为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机构及从业人员，服务对象为中国境内委托人，标的事项则涵盖境外商标注册申请及其他相关商标事宜。第二，行为特征的非法性。行为表现形式不仅限于传统的欺诈，还包括其他各类不正当手段，如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文件等。第三，损害结果的广泛性。既包括对委托人财产与权益的直接损害，也包括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第四，法律责任的精准衔接。该款并未另设全新的处罚种类，而是直接衔接并适用本法第六十七条的处罚规定，从而实现了国内商标代理违法行为与境外商标代理违法行为在处罚力度上的统一与平衡。

争点拆解

在理解和适用《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69条第二款规制境外商标代理欺诈的过程中，司法与行政执法实践需要对多个核心法律争点进行系统拆解与精准界定，以防止法律适用扩大化或任意化：

1. 适用对象与委托关系的法律界定：必须明确，本条适用的前提是存在中国境内委托人与境内商标代理机构（或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且代理事项指向境外商标注册申请或其他境外商标事务。若属于境外机构直接在境内展业或完全境外主体之间的委托，则不属于本条规范的正向射程。
2. 行为要件的识别：“欺诈等不正当手段”的边界：实践中必须严格区分“正常的商业风险与服务瑕疵”与“恶意的欺诈和不正当手段”。境外商标注册本身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审查周期长、存在客观驳回风险。代理机构未能在非自身原因导致的海外官方审查中获得注册，或因语言翻译、沟通时差产生的合理延误，不属于欺诈。唯有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官方文件、捏造行政审批结果等具有主观故意和欺骗性质的手段诱骗委托人的，方可认定为欺诈。
3. 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认定：追究第69条第二款的法律责任，必须证明代理人的欺诈或不正当手段与委托人遭受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因伪造受理文件导致错失优先权期限、因虚假承诺导致委托人支付不合理巨额费用、因隐瞒重大驳回风险导致企业海外品牌布局整体瘫痪等。
4. 机构责任与从业人员责任的分离与衔接：根据新法第67条与第68条的规定，必须明确区分商标代理机构的法人/组织责任与具体从业人员的个人责任。机构若未能建立健全内部审查与合规管理制度，或者对从业人员的欺诈行为持放任、默许态度，机构将面临罚款、停业整顿甚至停止受理代理业务的严厉行政处罚；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应依据第68条承担相应的个人罚款、执业禁入或行政处分，实现双重追责与精准惩戒。

中国法路径

在中国现行及2027年即将施行的商标法律框架下，规制境外商标代理欺诈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规范体系。除了第69条第二款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外，还必须结合其他相关条款共同构成完整的中国法实施路径：

首先是基础职业义务规范。根据《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65条之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全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严禁实施或协助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代理机构在接受委托办理商标事宜时，应当按照代理合同约定规范操作，对可能存在不得注册情形的申请必须明确告知委托人，并严格承担法定的保密义务。这构成了衡量代理行为是否正当的基础标尺。

其次是严厉的法律责任与处罚衔接。新法第67条对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实施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印章、签名的，采用欺诈、诱骗或者诋毁等手段招徕商标代理业务的，在同一商标代理业务中存在利益冲突的，明知或者应知委托人的商标申请属于恶意申请仍受托代理的，以及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其他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行为的，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执业资格的严厉行政处罚。第6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境外代理欺诈“依照本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处罚”，从而实现了法律效力的无缝对接。

最后是配套部门规章与行业监督规定的细化。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代理机构在业务承接、合同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档案保存以及投诉处理等方面的具体义务，明确列举了虚构事实诱骗委托人、伪造资质、假冒政府机关名义、夸大成功率、暗示非正常加速审批等典型违规风险类型。这些规定与2027年生效的新商标法相互呼应，为行政机关开展日常监管和专项打击提供了坚实的实体依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行政处罚均须以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查明的违法事实为准，不得主观臆测、夸大或将一般民事合同争议直接冠以刑事犯罪结论。

韩国法路径

在探讨中国境内委托人委托办理境外（如韩国）商标事务的场景时，必须准确厘清中国法与韩国当地法律之间的管辖界限与法律定位。必须明确指出：韩国的商标法律、大法院及特许法院的相关判例，绝非中国新商标法第69条第二款的直接适用对象，也不意味着中国行政处罚可以在韩国直接自动执行，更不会自动导致韩国注册商标在当地直接无效或当然构成韩国刑法上的犯罪。中韩两国实行独立的知识产权属地管辖原则与司法主权。

然而，从涉外商标代理纠纷的跨国事实背景和相邻法律规则来看，韩国的判例与法律制度为理解境外商标确权、代理关系与信义原则提供了重要的境外法治参照。例如，在韩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中，大法院及特许法院对于涉及业务合作、受托经营或代理关系中的商标抢注与权利归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裁判规则。以韩国大法院2019후10739判决及特许法院2020허5955判决为例，其核心聚焦于在委托经营、合作开发或业务交易关系中，当事人因履行合同知悉对方使用或准备使用的标志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该标志以自身名义申请注册的法律效力问题。裁判认为，应当综合考量双方内部合同关系、标志的开发与选择过程、使用控制权以及商品质量管理主体，来判定注册权利的真正归属，并可通过适用韩国《商标法》相关条款宣告注册无效。

此外，韩国大法院2022후10289判决进一步探讨了境外权利人与韩国进口销售方之间的业务关系及先使用标志的保护问题，指出即使权利人在境外将标志附在商品上，若以进入韩国流通为目的出口，商品经韩国进口商在正常交易中转让、流通，进口商仍可能因业务关系知悉该标志而面临无效审查。韩国特许法院2008허12548则在旧法框架下涉及《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关于防止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同意抢注的国际规则。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韩国判例的真实案由均为具体的商标权属、无效或撤销诉讼，绝非针对中国商标代理机构的行政惩戒专案，亦不能作为中国新法第69条第二款的直接裁判依据。它们仅在相邻规则层面上提示：境外商标的权利最终受到韩国属地法律的实体审查与保护，境内代理机构的欺诈或违约行为若引发境外权利归属混乱，委托人必须同时通过韩国当地的异议、无效等法定程序来纠正实体权利状态。

证据与履约留痕

在防范和应对境外商标代理欺诈的过程中，确立严格、规范的证据搜集与履约留痕机制，是保护境内委托人合法权益、固定代理机构违法事实的核心环节。由于跨境商标代理链条长、环节多、信息不对称，任何事后维权都高度依赖于事前与事中形成的完整证据闭环。根据中国新商标法及相关监管规定，规范的证据与履约留痕应当涵盖以下关键方面：

在履约留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合法合规原则。所有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均应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进行，严禁采取网络侵入、非法窃取、伪造证据或虚假投诉等违法手段。只有确保证据链条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合法性，才能在后续的行政查处、民事诉讼或向主管部门举报时提供充分有力的事实支撑。

企业预案或处理设计

面对境外商标代理欺诈可能带来的严重法律与经济风险，境内委托企业应当建立科学、前置的风险防范预案与动态处理设计。企业在开展海外商标布局时，不能消极依赖代理机构的单方口头承诺，而应当建立标准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

第一阶段为事前审慎准入预案。企业在选择境外商标代理机构时，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其是否依法完成商标代理备案，查验其历史信用记录、专业团队资质及行业口碑，拒绝选择无资质、夸大宣传或承诺“100%下证”的高风险机构。

第二阶段为事中动态监控与交叉验证。在委托办理境外商标申请期间，企业应当建立节点式项目管理机制，要求代理机构定期提交官方进展报告；同时，企业可通过境外知识产权局官方公开数据库（如韩国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网等公开途径）对商标申请状态进行独立核查，确保代理机构通报的进展与官方实际状态完全一致。

第三阶段为事后应急处置与救济设计。一旦发现代理机构存在伪造文件、虚构事实、恶意隐瞒重大驳回风险或代理人失联等涉嫌欺诈或严重违约情形，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首先，采取合法方式固定全部沟通记录、合同及转账凭证等证据；其次，向代理机构发出书面交涉函，依法解除代理合同并要求退还相应费用；再次，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或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据《商标法》第67条及第69条第二款追究违规机构及责任人的行政法律责任；最后，委托具备涉外知识产权专业能力的律师团队，评估并通过境外当地法律程序（如针对海外抢注或无效程序）采取补救措施，最大限度挽回海外品牌资产损失。

合规清单

为了便于商标代理机构合法合规执业以及境内委托企业有效防范境外代理欺诈风险，特制定以下双向合规操作清单，供实务中对照执行：

1. 商标代理机构合规执业负面与正面清单：商标代理机构必须依法办理商标代理机构备案，保持从业人员资质合法有效；严禁采取虚构事实、夸大成功率、承诺绝对下证等方式诱骗委托人；严禁伪造、变造境外知识产权官方受理通知书、注册证书或其他法律文件；严禁假冒国家机关或境外官方机构名义发布虚假通告或乱收费；必须严格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境外商标检索中的冲突风险进行书面告知；必须妥善保管委托档案，确保境外申请进度及时、透明、真实通报。
2. 境内委托企业跨境商标委托合规审查清单：境内委托企业在委托前必须核查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官方备案资质与执业信誉；必须签署权责明确、条款清晰、包含境外具体事项的正式书面代理合同；严禁通过私人账户支付不明大额规费，所有费用应当通过对公账户结算并索取合法票据；应当建立海外商标申请独立核查机制，定期通过官方渠道验证案件真实状态；发现代理机构存在伪造文件或欺诈嫌疑时，应当立即固定证据、暂停履约并依法向主管部门举报。

判例依据与延伸阅读

本文在论述中国商标法对境外商标代理欺诈的规制路径及相关涉外法律背景时，参考并援引了以下已核验的中国官方立法、监管规定及韩国法院裁判规则与国际条约：

1.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全文。
2.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法》新法权威解读与重点条理解析。
3.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2022）》。
4. 韩国大法院作出的2019후10739号商标注册无效行政诉讼案判决（涉及受托经营与信义原则相邻规则）。
5. 韩国特许法院作出的2020허5955号商标行政诉讼案判决（涉及委托关系中的权利归属认定）。
6. 韩国大法院作出的2022후10289号商标注册无效案判决（涉及跨境贴标与韩国流通业务关系审核）。
7. 韩国特许法院作出的2008허12548号商标注册取消案判决（涉及旧法代理人/代表人抢注与国际规则脉络）。
8. 韩国知识产权部发布的官方知识产权代理与审查常见问题解答（FAQ）。
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管理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含第6条之七代理人抢注规定）。

本篇文章旨在为社会公众、境内委托企业及商标代理从业人员提供一般性的法律信息与合规参考，不构成对任何具体中韩商标申请、代理投诉、异议、无效、诉讼或投资事项的正式法律意见。在面对复杂的跨境商标代理纠纷时，建议委托人及时咨询具备专业资质的知识产权律师或代理机构。

中国商标法第69条第二款是中国法下的代理行为规制，并不自动在韩国发生行政、登记或裁判效力。它不自动使韩国申请被驳回、注册无效或产生禁令、赔偿、处罚等结论；韩国机关仍须按照韩国当时有效法律、程序和具体案卷独立判断，中国机关亦须依有权程序认定相应欺诈等不正当行为与责任。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2026年新修订《商标法》于2027年1月1日的正式施行，第69条第二款的确立填补了长期以来境外商标代理欺诈行为在法律规制上的空白，实现了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违法行为从境内向境外商标事务的全链条覆盖。通过将境外代理欺诈明确纳入第67条的处理与处罚框架，并严格区分机构责任与个人责任，新法为打击虚假诱骗、伪造文件、乱收费及恶意隐瞒等行业乱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体法武器。与此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行政监管与境外（如韩国）属地实体权利审查之间的法定界限，明确跨境代理欺诈的查处不等于外国商标权利的自动变更或自动无效。对于广大境内委托企业而言，应当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覆盖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的全流程合规管理体系；对于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而言，更须恪守诚实信用与勤勉尽责的法定底线，以合规、专业的执业行为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商标代理市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