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相似商标争议期间能否暂缓使用？解析韩国不使用撤销正当理由边界

引言：韩国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与正当理由的法理困境

在韩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以上未在韩国国内进行正当商业使用的，任何人均可依据韩国《商标法》第119条第1项第3号之规定，提起商标不使用撤销审判。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在于清理闲置商标、激活市场竞争、防止商标囤积以及保障公平交易。然而，在实际商业运营中，商标权人往往会遭遇来自在先相似商标权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侵权诉讼警告或行政确权争议。在此类复杂的在先权利纠纷期间，商标权人若因担忧侵权民事赔偿或刑事责任而暂缓或停止了涉案商标的商业使用，是否能够当然构成韩国商标法所承认的“正当理由”（정당한 이유），长期以来一直是韩国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的争议焦点与核心难点。

对于进军韩国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准确理解韩国大法院及特许法院关于“不使用正当理由”的司法裁判尺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合规指导价值。实践中，许多企业往往将“存在在先相似商标争议”简单等同于“当然可以不使用商标”，从而在撤销答辩中陷入被动，最终导致历经辛苦注册的商标因“三年不使用”而被无情撤销。本文立足于韩国法院的最新司法判例，系统梳理特许法院2023허13971号判决的核心裁判要旨，并结合大法院2001후188、2012후3206、2012후3220以及特许法院2020허5009等一系列标志性判例，深入探讨在先相似商标争议期间主张正当理由的法律边界、举证要求及企业合规应对策略。

一、 事实抽象：在先相似商标争议下的商标停用困境

某品牌公司作为一家境外拓展型企业，经长时间的海外研发与品牌布局，在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成功注册了某核心商标，核定使用于化妆品、日化用品及相关指定商品类别。然而，就在该注册商标核准注册后不久，某竞争方（在先相似商标权利人）向韩国知识产权局提起了一系列商标无效宣告审判，并同时发出多份律师函，主张某品牌公司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注册的引证商标构成高度近似，涉嫌侵犯其在先权利，要求某品牌公司立即停止一切商业使用并进行变更，同时扬言将追究相关民事赔偿责任乃至刑事合规责任。

面对某竞争方持续且密集的法律施压与行政无效程序，某品牌公司经内部法律顾问及外部韩国代理机构的综合评估，认为若在商标无效宣告程序尚未终审、在先相似商标法律效力尚不确定的期间内，盲目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大规模的产品铺货、广告宣传和线下销售，可能面临巨大的直接民事诉讼赔偿风险以及潜在的商标侵权指控。为此，某品牌公司在权衡法律风险后，决定在争议期间暂时延缓该核心商标的大规模商业投放与公开销售，集中精力应诉并推进无效宣告答辩程序。

数年之后，在先相似商标的无效宣告及相关行政诉讼程序终于尘埃落定，某品牌公司的注册商标最终被认定具有合法效力并得以维持。正当某品牌公司准备全面恢复该商标的市场推广时，某申请人（撤销请求人）敏锐地捕捉到该商标在过去连续三年间缺乏大规模实际商业销售的客观事实，遂依据韩国《商标法》第119条第1项第3号向韩国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审判和上诉委员会（IPTAB）提起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审判。

在审判及随后的特许法院诉讼程序中，某品牌公司主张：在相关期间内，由于某竞争方提起的在先相似商标争议及相关无效程序悬而未决，公司面临客观且现实的侵权诉讼及合规风险，若继续使用极易导致消费者混淆并引发法律纠纷，因此该期间的不使用完全具有不可归责的“正当理由”。某申请人则针锋相对地辩称：在先商标争议并未产生绝对的法律禁止令，且注册人并未采取积极的使用准备措施，不能仅凭抽象的诉讼担忧免除法定的商标使用义务。双方由此展开了围绕“正当理由边界”的激烈交锋。

二、 裁判规则：韩国司法对“不使用正当理由”的审查标准

韩国《商标法》第119条第1项第3号确立了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同时也规定了“正当理由”（정당한 이유）的抗辩救济机制。为了深刻理解特许法院2023허13971号判决的裁判逻辑，必须结合韩国大法院一系列长久以来的核心判例进行综合系统分析。

首先，大法院2001年4月24日作出的2001후188号判决为韩国商标不使用撤销中的利害关系与正当理由奠定了重要基准。该判例明确指出：撤销请求人须对涉案商标的存废具有直接、现实的法律利益，并非所有人均当然具备提起撤销审判的请求资格；同时，所谓“正当理由”通常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因法律规制、销售禁令、进口限制等导致指定商品无法在韩国一般、正常交易的非归责性不使用。单纯提起维权诉讼或以防御性注册为由对抗他人，并不等于法定商标使用，也不当然构成不使用的正当理由[1]。

其次，大法院2013年2月28日作出的2012후3206号判决及同月作出的2012후3220号判决进一步澄清了不使用撤销程序中的商标性使用意图与部分指定商品请求规则。不使用撤销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实际使用注册商标并对闲置商标予以制裁。在不使用撤销审查中，重点在于权利人或使用权人是否具有将标识作为商品识别标志使用的意思；消费者是否实际将其识别为来源标志，不必然决定使用是否成立，这与侵权范围确认中判断是否存在来源混淆的标准存在明确区别[2] [3]。

在此法理演进的基础上，特许法院2023年作出的2023허13971号判决对“在先相似商标争议期间的不使用正当理由”作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精细化裁判。法院认为：“正当理由”并不局限于绝对的行政禁令或不可抗力；若后申请注册商标在先相似商标的无效宣告或确权争议程序期间使用，确实存在引发民刑事责任与市场混淆的现实法律风险，且权利人已经采取了迅速、积极的法律程序应对（如积极提起无效宣告、参与行政诉讼）并同步推进了合规的使用准备，则该等因防范法律风险而暂缓商业投放的期间，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不使用之正当理由[4]。

然而，特许法院同时严格限制了该规则的适用边界，强调必须审查权利人是否具备“持续的、具体的法律风险”以及“积极程序应对与使用准备”，绝不能将该判例抽象概括为“只要市场上存在竞争商标或相似商标，商标权人就可以当然停止使用而不承担撤销风险”。这一裁判规则在保护善意商标权人免受恶意诉讼夹击的同时，也严厉堵住了商标囤积者借口“有争议”而长期闲置商标的法律漏洞。

三、 争点拆解：争议期间不使用抗辩的三大核心法律难点

在审理同类涉及在先相似商标争议的不使用撤销案件时，韩国知识产权审判和上诉委员会以及特许法院通常会从以下三个核心法律争点进行全方位拆解与审查：

1. 在先相似商标争议及相关无效程序的客观存在是否构成了实质上的法律阻碍？法院不会仅凭商标权人主观上的“担忧”或“口头警告信”来认定正当理由，而是要求审查在先商标的权利状态、双方之间的诉讼密集度、是否存在法院发出的临时禁令或行政查封，以及继续使用该商标是否会引发直接且迫在眉睫的侵权指控或刑事责任。
2. 商标权人是否履行了“积极的程序应对与使用准备”义务？如果商标权人在面对在先商标争议时，采取纯粹消极的“坐以待毙”态度，既未提起反诉或无效宣告，也未进行任何产品研发、配方调整或预备性设计，则很难获得法院对其正当理由的认同。特许法院2023허13971号判决特别强调，正当理由的成立必须以权利人“迅速、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争议”并“同步推进使用准备”为前提条件[4]。
3. 商标性使用意图与客观风险的交织认定。结合特许法院2020허5009及大法院2012후3206的裁判法理，即使在争议期间，商标权人若通过普通被许可人或内部筹备进行了符合交易观念同一性的前期展示、试制、文件流转等非公开或局部准备行为，是否能够转化为对抗撤销的有效证据？这需要结合具体证据链来严密论证[1] [2]。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不同裁判规则与核心争点之间的法律逻辑关系，下表对本专题涉及的韩国标志性判例及核心裁决标准进行了系统对比与归纳：

四、 证据与程序：在先权利争议期间抗辩的证据链构建

在韩国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审判及特许法院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构成了核心诉讼规则——即由商标权人（被请求人）承担证明在撤销请求日前三年内在韩国境内对注册商标进行正当使用或证明存在不使用正当理由的举证责任。面对在先相似商标争议的特殊抗辩场景，企业必须构建严密、连贯、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

首先，关于“在先相似商标争议及现实法律风险”的证据构建，应当包括：
– 在先相似注册商标的官方检索报告、注册证书复印件及权利人身份证明。
– 某竞争方针对涉案商标发出的正式律师函、侵权警告通知、民事起诉状副本或行政无效宣告申请书副本。
– 知识产权审判和上诉委员会（IPTAB）或特许法院就相关争议发出的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历次裁判文书。
– 外部专业韩国律所或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出具的关于继续使用涉案商标将面临直接民刑事侵权风险的法律意见书及风险评估报告。

其次，关于“积极的程序应对与使用准备”的证据构建，这是决定正当理由抗辩能否获得特许法院支持的关键所在。企业必须向法院提交以下物证与书证：
– 权利人为推进在先相似商标无效宣告或撤销程序所支出的官方规费收据、代理服务合同、委托授权书及律师费发票。
– 在争议期间持续进行的商品研发记录、配方改良文件、包装设计图纸、标签打样稿及预备性生产合同。
– 市场调研报告、品牌战略规划方案、与韩国当地经销商或分销商关于“待争议解决后立即铺货”的意向性商业洽谈记录与备忘录。
– 结合特许法院2020허5009及2021허3192的裁判警示，所有的预备性准备和名义使用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时间戳和真实商业逻辑，避免产生仅为应付撤销而突击伪造网页或虚假广告的合规瑕疵[1] [5]。

在程序规则方面，企业需要密切关注撤销请求日（청구일）的精准界定。韩国商标法规定，撤销请求须以提起审判之日向前倒推三年计算不使用期间。若在此三年期间内曾出现过短暂的真实商业使用，或者正当理由持续覆盖了大部分期间，则撤销请求将不能成立。此外，依据大法院2012후3220判决确立的程序规则，当多个指定商品被一次性列为撤销对象时，企业应当仔细排查每一个指定商品的实际使用情况或正当理由覆盖范围，必要时可采取有针对性的答辩策略，切忌因全盘放弃而导致整个注册类别被全部撤销[3]。

五、 合同或合规设计：跨境企业在韩商标风险的系统防控

针对韩国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及在先相似商标争议的复杂法律环境，拟进军或已深耕韩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必须从合同架构、许可机制及日常合规管理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防范：

第一，在商标许可协议及供应链合同中嵌入“争议分担与使用义务保障”条款。若企业拟将韩国注册商标许可给当地的“某被许可方”使用，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许可方在韩国境内进行真实商业使用的年度最低额度、发票与税务资料留存义务、以及销售单据的定期备案机制。根据特许法院2020허5009的裁判精神，普通被许可人的规范使用完全可以作为保全注册商标的有效证据，但前提是必须确保许可备案手续合规且交易观念保持同一性[1]。同时，合同应当针对可能发生的在先相似商标争议设定风险分担机制与协商机制，避免因单方面盲目停用而引发违约或商标失控。

第二，建立常态化的跨国商标合规监控与“防御性商业使用”双轨并行机制。企业不应消极等待竞争对手发起撤销诉讼或无效宣告，而应在产品线布局中实施精细化管理。对于核心战略商标，即便面临在先权利争议，也应当在法律风险可控的局部渠道（如小规模跨境电商测试、特定样品展示、线上宣传与预售筹备）保持符合商标性使用意图的最低限度商业表现。正如大法院2012후3206所强调的，不使用撤销审查的重点在于权利人是否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使用意思，只要配合客观的交易痕迹，即可有效筑起防御屏障[2]。

第三，建立动态法律风险评估与快速响应机制。当收到韩国竞争对手的律师函或无效宣告通知时，企业内部合规团队应当第一时间联合专业涉韩知识产权律师，对在先商标的权利稳定性、侵权概率及正当理由抗辩的可行性进行多维度论证。切不可采取极端化的“全盘停用”或“置之不理”态度，必须做到“以攻为守”——在积极针对在先商标提起无效宣告以扫清权利障碍的同时，同步留存好所有产品研发、设计、法律咨询及商务筹备的客观证据链，从而在未来可能到来的不使用撤销诉讼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 风险清单：韩国商标不使用撤销与正当理由抗辩的负面清单

为了帮助中国企业在涉韩商标运营与争议应对中精准避坑，特整理以下核心合规风险清单与自查指引：

七、 判例依据与延伸阅读

本文撰写所依据的官方裁判要旨、韩国法院判决及权威法律资料清单如下：

1. 韩国特许法院2020年10月12日判决（2020허5009号）：关于普通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性使用与交易观念同一性的审查标准。参见韩国判例库页面：Casenote 2020허5009。
2. 韩国大法院2013年2月28日判决（2012후3206号）：关于不使用撤销制度中商标性使用意思与来源混淆区别的标准。参见韩国国家法律信息中心：Law.go.kr 2012후3206。
3. 韩国大法院2013年2月15日判决（2012후3220号）：关于多个指定商品撤销请求中部分指定商品和请求范围的程序规则。参见韩国国家法律信息中心：Law.go.kr 2012후3220。
4. 韩国大法院2001年4月24日判决（2001후188号）：关于利害关系人资格、正当理由界定及维权诉讼与法定使用的区别。参见韩国国家法律信息中心：Law.go.kr 2001후188。
5. 韩国特许法院2023年判决（2023허13971号）：关于在先相似注册商标争议期间不使用正当理由认定与积极程序应对要求。参见韩国特许法院裁判公告：Patent Court 2023허13971。
6. 韩国特许法院2021年判决（2021허3192号）及相关国际知识产权洞察：关于短期集中广告与名义使用证据风险提示。参见行业研究报告：Aju Patent Insights 2021허3192。

结语

综上所述，在韩国注册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诉讼中，能否以“在先相似商标争议”为由成功主张正当理由抗辩，绝非取决于权利人主观上的抽象担忧或单纯的诉讼对抗，而是高度依赖于持续且具体的法律风险、积极主动的无效宣告程序应对以及扎实充分的商业使用准备。对于广大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应当摒弃“有竞争商标即可当然不使用”的侥幸心理，建立健全跨国商标合规监控、精细化证据留存以及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唯有在法律程序对抗与实质商业准备之间实现科学平衡，方能在风云变幻的韩国知识产权市场中稳健筑牢品牌护城河，确保海外无形资产的安全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