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条驰名确认意见能否直接阻却韩国抢注

一、问题场景

在全球化经营与品牌出海的宏大浪潮中，中国企业在韩国市场拓展业务时遭遇商标抢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直接威胁到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也对品牌声誉造成了潜在损害。当品牌权利人发现其在先使用并具有高度知名度的标志被恶意抢注时，往往急于寻求高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并希望能够借助本国的官方证明文件在韩国特许厅或韩国法院中迅速推翻抢注，实现维权诉求。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官方出具的驰名商标认定或确认文件在境外执法与司法程序中究竟能发挥何种法律效力，一直是知识产权实务界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的正式颁布与即将施行，第69条明确创设了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允许当事人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处理商标案件中，因需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而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作出确认。这一修法动向引发了广大出海企业和知识产权从业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观点热切探讨该机制能否成为跨境维权的利器，并能否直接在韩国法律程序中发挥阻却抢注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实际操作与跨国争议解决中，部分企业及海外代理机构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法律认知误区，即认为只要取得中国官方出具的驰名情况确认意见，便能够在韩国的商标异议、无效宣告或侵权诉讼程序中直接产生类似“全球驰名”的绝对效力，从而自动阻却韩国抢注、撤销涉案争议商标并自动获得高额侵权赔偿。这种期待严重忽视了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以及各国立法与司法审判的主权独立性。韩国商标法及其实务对于外国著名或驰名商标的保护，有着严格的法定要件、审理标准与证据规则。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在韩国程序中究竟处于何种法律地位？它是否具有自动拘束力？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该项确认意见，避免落入盲目依赖或程序失当的合规误区，是当前涉韩知识产权实务中亟待厘清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法律定位、证据属性、裁判规则、两国法路径以及实务应对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剖析，以期为出海企业提供科学、严谨、合规的法律指引与实务参考，确保海外维权路径合法有效、程序稳妥推进。

二、核心裁判规则

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各国内国法互涉的基本原理来看，中国商标法第六十九条所确立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与韩国商标法及韩国行政、司法机关的实体裁判权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及相关条款，该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第六条、第六十三条及第六十九条共同构成了国内驰名情况确认及境外程序支持的法律基础。其中，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这一制度在立法上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国内法程序支撑，但在域外法律效力的辐射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与商标独立性原则，绝不能夸大其行政确认的域外管辖效力。

这一规则的核心法律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认对象具有明确的境内地域限定性。中国官方确认的是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情况，其证明的事实范围严格限定于中国内地市场的认知状态，不属于全球范围内的驰名状态宣告，更无法直接等同于韩国境内的驰名事实。第二，效力具有程序性支持属性。该确认意见本质上是一项由国家主管机关出具的事实证明材料或证据支持工具，旨在解决企业在境外程序中举证难、缺乏官方背景背书的历史痛点。第三，不具有跨境当然拘束力。该确认意见对韩国特许厅、特许审判院、韩国特许法院以及韩国大法院不产生自动拘束力、自动无效力、自动禁令或自动赔偿后果。韩国主管机关仍须独立适用韩国商标法、韩国相关公众认知标准以及韩国市场的交易现实进行综合裁判，中国确认意见绝不能替代韩国法律程序与实体审查，亦不能免除当事人在韩国程序中的举证义务与举证责任。

三、争点拆解

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在韩国程序中的应用边界，必须对其中的核心法律争点进行系统拆解。首先是证据属性与裁判权界限的争点。中国官方作出的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出具的官方事实认定或证明文件。在韩国的商标异议、无效宣告或行政诉讼程序中，该文件并不能直接替代韩国法律所要求的实体要件审查。韩国商标法对驰名或著名商标的保护，立足于商标在韩国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识别力以及是否导致混淆、误认或淡化。中国行政机关的确认不能剥夺或替代韩国特许审判院及法院的独立司法裁量权，也不能免除当事人在韩国程序中依法承担的举证责任。任何试图将行政确认直接转化为司法判决结果的设想，都违背了韩国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基本程序法理与主权管辖原则。

其次是事实范围与市场异质性的争点。商标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在韩国的知名度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维度。一个在中国境内广为人知的商标，由于宣传投入、地域辐射、进入韩国市场的时间、跨境电商渗透率及韩文营销的不同，未必在韩国相关公众中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著名程度。韩国主管机关在审理抢注案件时，核心审查对象是韩国消费者和交易者在韩国市场上的实际认知与交易现实。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所覆盖的事实基础是中国境内的相关公众知晓程度、使用时间、宣传记录等，这些要素必须经过法定翻译、说明和质证，转化为证明品牌整体声誉和跨国传播力的证据链环节，而不能直接作为证明韩国市场认知的终局结论。忽视两地市场差异和消费者认知异质性，将导致在韩国程序中因举证方向偏差而遭遇败诉风险。在跨国争议解决中，证据链的本土化转换与客观质证构成了胜诉的关键纽带，任何轻视本地市场证据建设的做法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中国法路径

从中国国内法的规范体系来看，202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与确认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根据新法规定，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第六十三条详细列举了认定和确认驰名商标所需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宣传工作持续时间、方式和地域、该商标曾受保护的记录，以及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判断商标知名度的事实基础，体现了从客观证据出发的认定逻辑，确保了行政确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实践中，驰名商标保护始终坚持个案认定、被动保护与按需认定的原则，防止滥用驰名商标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宣传。

在此基础上，第六十九条增设了专门针对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积极回应中国企业在品牌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海外商标被恶意抢注、维权举证标准不统一等现实痛点。官方在相关解读中明确指出，将驰名商标的“认定”修改为“确认”，并赋予其跨境程序支持功能，旨在为中国企业在境外提供官方背书的事实依据。然而，中国法上的“确认”仍然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和客观证据原则，必须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且确认的结果依然是对中国境内事实的法律固定。企业在运用这一机制时，应当准确理解其国内法定位，将其视为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跨境纠纷时的重要事实武器，而非不当宣传的工具或免除境外举证责任的万能钥匙。

五、韩国法路径

在韩国商标法及其实务中，对于外国著名或驰名商标的保护有着独立的法律框架与审查标准。根据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的制度说明以及韩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在韩国境内或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外国商标，如果在韩国被他人抢注或在相同、类似及非类似商品上使用易导致公众混淆、误认或损害其识别力与商誉的，韩国主管机关可以依法拒绝注册或宣告无效。然而，韩国法强调所有实体要件的满足必须基于“韩国相关公众”的认知与韩国市场的实际交易现实，绝不因存在外国官方文件而放松对韩国国内认知证据的审查。韩国商标法在处理涉外商标纠纷时，充分考量了国际条约义务与本国立法宗旨的平衡，确保本土法律秩序的稳定。

为了准确理解韩国司法机关在判断著名程度时的裁判方法，可以参考韩国大法院2013후1207号案件所确立的相邻规则与裁判逻辑。该案的真实案由是“某音乐表演团体名称标志”标志的注册无效纠纷，案件核心探讨了先使用标志是否在韩国国内达到著名程度，以及如何根据使用、供应、营业活动的时间、方法、形态和交易范围，按交易现实或社会通念进行客观判断。韩国大法院在该案及相关裁判中确立的重要原则指出，判断标志是否具有知名度或著名性，必须立足于韩国国内消费者或交易者的实际接触与认知，而不能仅凭境外的主观宣传或他国行政认定。该判例作为相邻规则深刻启示我们：即使中国企业拥有中国境内的官方确认意见，若要在韩国程序中获得支持，仍须向韩国特许审判院或特许法院提交符合韩国证据规则的材料，证明该标志在韩国国内的相关公众中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六、证据与履约留痕

面对中韩两国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差异，品牌权利人在处理涉韩商标争议时，必须构建科学严密的证据链条与履约留痕机制。单纯提交未经翻译和本地化说明的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往往难以直接达到阻却抢注的法律效果。因此，实务中应当建立双轨证据矩阵。一方面，妥善保存并规范申请中国商标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确保中国行政机关出具的官方文件来源合法、内容完整、程序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同步收集并整理能够证明在韩国市场存在真实交易、宣传、曝光及消费者认知的本地化证据，包括在韩线上平台的销售数据、韩文宣传记录、线下展会参展证明以及韩国消费者的实际反馈。双轨证据的有机结合能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支撑维权主张，形成无懈可击的证明体系。

在证据转化与提交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韩国程序的法定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行政确认文件及相关证据，均须经过具有资质的专业翻译机构进行准确的韩文翻译，并根据韩国特许审判院或法院的要求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或形式要件手续。在诉讼与异议答辩中，代理人应当将中国确认意见定位为“证明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中国市场具有深厚商誉及长期发展历史”的背景证据，与在韩国本土的销售凭证、线上平台数据、媒体报道及消费者认知调查报告相互印证，形成闭环的证据体系。绝对不得采取伪造使用证据、虚构销售数据、倒签合同或操纵调查等违法违规手段，确保全过程的合规性、真实性与可核验性，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与长远信誉。

七、企业预案或处理设计

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韩国商标抢注风险，企业在开展对韩经贸活动与品牌出海前，应当制定系统完善的企业预案与争议处理设计。首先，应当建立全面的韩国商标注册地图与常态化监测机制。委托具备专业资质的韩国专利代理人或律师，对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的商标公报进行定期检索与异议监控，确保在恶意抢注申请的异议公告期内及时发现并提起异议，避免争议进入成本更高、周期更长的无效宣告阶段。同时，企业应当对自身的海外商标布局进行前瞻性规划，做到未雨绸缪，从源头上筑牢海外知识产权防火墙。

其次，在遭遇抢注后，应当制定周密的应对预案。企业法务与知识产权团队应当协同境外代理机构，对品牌在中国的维权历史、行政保护记录、销售规模及荣誉进行系统梳理，并在必要时及时向中国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并取得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同时，评估品牌在韩国市场的实际落地点与证据储备情况。若韩国市场证据尚不充分，应当结合韩国大法院相关裁判确立的客观交易现实标准，积极补充跨境电商交易记录、韩国本地社群提及度、媒体合作及展会参展证明。通过多维度的证据组合与精准的程序筹划，提升在韩国特许审判院及法院程序中的胜诉概率，实现程序效益与维权效果的最大化，保障出海战略的平稳运行。

八、合规清单

在执行涉韩商标争议应对与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转化工作时，企业与专业人员必须严格对照合规清单进行自查与规范操作。以下是关键合规要点：

1. 程序时效合规：严格遵守韩国商标异议、无效宣告及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不得因等待中国确认意见的出具而错失韩国当地的法定答辩或异议期限。
2. 主体资格合规：确保提出中国第69条确认申请的主体与涉案商标的权利人保持一致，且在韩国程序中具备合法的主体诉讼资格。
3. 证据真实与来源合法：所有提交的中国官方确认意见及配套证据必须真实合法，严禁伪造、变造行政公文、虚构销售业绩或倒签合同文件。
4. 翻译与本地化规范：委托合规的专业翻译机构将中国确认意见及相关证据准确翻译为韩文，并按要求完成公证认证等形式要件。
5. 定位与表述规范：在韩国法律文件中准确界定中国确认意见的证据属性，将其作为证明中国境内知名度及品牌发展史的官方事实材料，不夸大其为自动无效决定或全球驰名认证。
6. 代理人资格合规：在韩国国内的行政与司法程序中，必须依法委托具备韩国专利代理人或律师资格的专业人士进行代理，严禁违规操作。

九、判例依据与延伸阅读

本文在论述中国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意见与韩国商标法衔接及非自动效力时，参考并援引了以下中国及韩国的官方法律文件与司法判例：

1.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26年修订商标法全文（明确第63条驰名因素与第69条境外程序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法解读（阐述将“认定”修改为“确认”的立法考量及为境外维权提供程序支持的制度目的）。
3. 韩国知识产权局（KIPO）：Protection of well-known foreign trademarks（阐述韩国对外国著名商标的保护原则及个案审查要求）。
4. 韩国大法院2013후1207号判决（相邻规则：探讨先使用标志在韩国国内消费者及交易者中的认知、使用、供应、营业活动及交易范围的客观判断标准，真实案由为“某音乐表演团体名称标志”标志注册无效）。
5. WIPO：巴黎公约第6bis条（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成员国义务与主管机关认定原则）。
6. WTO：TRIPS协定第16条（关于相关公众认知及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国际规则）。

确认意见与韩国程序材料的作用对比

中国第69条确认意见在韩国程序中不自动产生拘束力，也不自动形成驳回、无效、禁令或赔偿结果。韩国机关仍须依韩国法律、韩国相关公众及本案可核验材料独立审查。

十、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69条创设的境内驰名情况确认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境外商标抢注和开展国际化维权提供了一项宝贵的程序性支持工具。然而，商标权的地域性与各国立法的主权独立性决定了该确认意见在韩国商标注册、异议、无效及侵权程序中不具有自动阻却、自动无效或当然拘束的法律效力。韩国主管机关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依然严格遵循本国法律，以韩国相关公众的认知、市场交易现实及法定要件为核心进行独立裁判。企业在出海维权实务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确认意见的证据属性，将其置于双轨证据矩阵与本地化合规体系中进行科学运用，通过专业翻译、质证以及与韩国本地市场证据的有机结合，切实提升跨境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质效与成功率，为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行稳致远奠定坚实坚固的法治基础。本文所涉及之一般法律信息与分析，不构成对具体韩国诉讼或投资决策的直接法律意见，具体案件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士依法审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