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营业秘密保护的’前哨阵地’：员工无断带走资料的业务上背任罪认定要件

编者按

企业核心员工离职时悄悄拷贝走公司的客户名单、技术图纸或商业计划书，是引发商业秘密纠纷的最常见场景。然而，并非所有被带走的资料都能在法律上达到《不正当竞争防止及营业秘密保护法》所要求的”营业秘密”的严苛标准。当资料未能被认定为法定营业秘密时，涉案员工是否就能够逍遥法外？韩国大法院在2025年4月24日宣判的案件（대법원 2024도19305）中，重申了通过刑法上的”业务上背任罪（업무상배임죄）”对企业核心资产进行兜底保护的法理边界。本文将深度解析该案，为企业构建严密的商业资产刑事保护网提供实务指引。

一、案情概要与法律困境

（一）案情背景

本案被告原为某高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在筹备离职并计划跳槽至竞争对手公司期间，被告利用职务之便，未经公司授权，将包含公司核心产品设计参数、客户交易记录及未来研发计划在内的大量电子资料拷贝至个人硬盘并带出公司。

检察机关最初试图以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及营业秘密保护法》（侵犯营业秘密罪）对被告提起公诉。但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受害公司对部分被带走的资料并未采取足够严格的”秘密管理措施”（如未设置分级访问权限、未加盖保密标识等），导致这些资料难以满足法定”营业秘密”的三大要件（非公知性、经济有用性、秘密管理性）。

（二）法律困境：非营业秘密资料的保护盲区

如果资料不构成法定的”营业秘密”，是否意味着员工可以随意拿走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这正是企业在维权时经常面临的巨大痛点。为了弥补这一保护盲区，韩国司法实务中引入了《刑法》第356条规定的”业务上背任罪”作为保护企业商业资产的”前哨阵地”。业务上背任罪的构成要件相对宽松，不要求被带走的资料必须达到法定营业秘密的严苛标准，但也设定了一定的门槛，以防止刑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二、大法院的裁判法理：业务上背任罪的构成要件

大法院在2024도19305判决中，详细阐述了员工无断带走资料构成业务上背任罪的法律标准。大法院明确指出：公司员工为了竞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无断带走资料的行为要构成业务上背任罪，该资料不必然需要达到法定”营业秘密”的程度。

但是，为了防止刑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大法院设定了该资料必须具备的三个核心属性，即必须构成“营业上主要资产（영업상 주요한 자산）”：

（一）相对非公知性（접근의 제한성）

该资料不能是已经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的信息。它必须处于一种”如果不通过资料保有者（受害公司），通常情况下无法获取”的状态。即使该资料在行业内可以通过反向工程或长期搜集获得，但只要其在被带走时并未公开，即满足此要件。这一要件的核心在于”相对非公知性”，而非法定营业秘密要求的”绝对非公知性”，门槛明显更低。

（二）投入成本与努力（투자의 결과물）

该资料必须是受害公司为了取得或开发它，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努力和费用而形成的成果。这排除了那些员工利用个人常识随手记录的、未凝聚公司实质性投入的普通信息。法院在判断这一要件时，会综合考量资料的形成周期、涉及的研发投入、人力成本等因素。

（三）竞争优势的载体（경쟁상 이익）

这是最核心的要件。使用该资料，必须能够为使用者带来竞争上的利益。换言之，该资料具有客观的经济价值，能够帮助竞争对手节省研发时间、抢占客户资源或获取市场优势。如果资料已经过时、毫无实用价值，或者竞争对手完全不需要该资料就能独立开发出同等水平的技术，则不满足此要件。

三、营业秘密与”营业上主要资产”的区别与联系

（一）保护门槛的差异

法定的”营业秘密”要求企业必须采取”合理的秘密管理措施”（如保密协议、物理隔离、加密系统等）。而在”业务上背任罪”的语境下，只要资料满足上述三大属性，即使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存在一定疏漏（未能达到营业秘密的管理标准），只要员工主观上存在为自己或第三方谋利的意图，客观上违背了员工应尽的忠实义务将其带走，即可定罪。

（二）刑事维权的梯次策略

大法院的这一判例，为企业刑事维权提供了清晰的”梯次攻击”策略：

• 第一梯队：对于管理极其严格的核心技术，主张《不正当竞争防止及营业秘密保护法》下的侵犯营业秘密罪（량刑更重，最高可达15年有期徒刑，且涉及海外泄露时处罚极严）。
• 第二梯队：对于因管理瑕疵难以认定为营业秘密，但确实凝聚了公司心血且具有竞争价值的重要资料，主张《刑法》下的业务上背任罪（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金），以此进行兜底打击。
• 第三梯队：对于刑事追诉条件不满足的情形，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损害赔偿，并申请禁止令（가처분）阻止竞争对手继续使用相关资料。

四、企业防范员工数据窃取的实务建议

虽然业务上背任罪降低了维权门槛，但企业绝不能因此放松内部管理。为了在事发后能够顺利启动刑事程序，企业应做好以下基础工作：

（一）建立”资产清单”与成本记录

要在法庭上证明某份资料是”营业上主要资产”，企业必须能够量化其背后的投入。建议企业在研发项目、客户开拓项目中，建立清晰的成本核算记录（工时、资金投入等），一旦发生泄露，这些记录将成为证明”投入成本与努力”的铁证。

（二）强化离职审查与设备取证

员工离职前是数据窃取的高发期。企业应在员工离职程序中加入严格的IT设备审查环节（如检查USB拷贝记录、云盘上传记录、异常大流量邮件发送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在专业律师指导下进行电子数据保全（Digital Forensics），切勿自行强行开机或操作，以免破坏证据的同一性（Hash值）。

（三）完善劳动合同中的保密与返还义务

在劳动合同及离职协议中，不仅要约定保密条款，更要明确约定”离职时必须返还所有载有公司业务信息的载体，并彻底删除个人设备中的相关数据”。这不仅是追究民事违约责任的依据，更是证明员工主观上存在”背任故意”的重要刑事证据。

（四）分级管理与访问控制

企业应建立信息资产的分级管理制度，对不同级别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即使某些信息暂时无法达到法定营业秘密的管理标准，通过访问控制记录也可以证明该信息并非”公开信息”，从而满足业务上背任罪的”相对非公知性”要件。

五、与中国法律的比较：营业秘密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差异

在比较法视野下，中国与韩国在商业秘密（营业秘密）保护的刑事路径上存在若干值得关注的差异，对于中韩跨境业务的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中国的刑事保护路径

在中国，对于员工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通过《刑法》第219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追诉。与韩国不同，中国刑法并没有类似”业务上背任罪”的独立罪名作为兜底保护。因此，如果被带走的资料未能达到法定”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中国将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只能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损害赔偿。这一差异意味着，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必须更加重视商业秘密的日常管理，确保核心信息满足法定的”保密措施”要件，才能在发生泄露时获得刑事保护。

（二）韩国”业务上背任罪”的独特优势

韩国刑法中的”业务上背任罪”为企业提供了一道独特的”安全网”。即使企业的日常管理存在一定疏漏，只要被带走的资料客观上构成”营业上主要资产”，员工的窃取行为仍可受到刑事追诉。这一制度设计，使韩国企业在商业资产保护上拥有比中国企业更为宽松的容错空间。对于在韩国设有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的中国企业而言，充分利用这一制度优势，积极通过刑事手段打击员工数据窃取行为，是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

（三）跨境数据窃取的法律应对

在中韩跨境业务中，员工可能将在韩国获取的企业数据带回中国，或将在中国获取的数据提供给韩国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企业可以同时在两国启动法律程序：在韩国通过业务上背任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通过侵犯商业秘密罪或不正当竞争诉讼寻求救济。两国之间目前尚无专门的司法协助条约，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加。建议企业在发现跨境数据窃取时，立即咨询同时具备中韩两国法律执业资格的专业律师，制定最优化的跨境维权策略。

六、结语

韩国大法院2024도19305判决，犹如在企业商业资产的保护网外围，又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刑事防线。它明确宣告：哪怕资料算不上绝密的”营业秘密”，只要是凝聚了企业心血的”主要资产”，员工的无断窃取行为必将受到刑法的严惩。在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涉韩企业应当深刻理解这一法理，构建起涵盖物理隔离、数字取证与法律追责的全方位商业资产防御体系。商业竞争的本质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保护创新成果不被窃取，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基本前提。